固定外汇回报(外汇投资回报率)
民间投资区域大分化
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,今年上半年,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8797亿元,同比名义增长2.8%,比去年同期下降3.6个百分点。
不仅是整体增速下滑,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民间投资分化也非常严重。据统计数据,上半年东部民间投资增速是8.2%,但是中部和西部分别只有5.1%、1.9%,东北则“断崖式”下滑,增速下降了31.9%。
近期,地方省份陆续公布半年经济成绩单,经济越发达,民间投资增速越快的格局更为明显。例如上半年经济发达大省广东的民间投资增速达到19.6%,但安徽、四川等中西部省份,民间投资增速却滑落至6%左右,而东北地区的辽宁1-6月民间投资为58.1%的负增长。
对此,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认为,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东部地区转型较为理性,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,新经济、新动能扩张快,新旧动能转换平稳,而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东北地区,产能过剩,转型时期理性不足,新旧动能转换存在衔接问题。
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改革力度不够。7月18日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工作会议上表示,激发社会投资活力,既是发展问题,也是改革问题,要依靠改革的力度促升社会投资的“温度”。
预计下半年企稳回升
要促进民间投资,必须通过改革稳定民间资本收益预期,激发投资活力。一方面,放开一些行政垄断与政府管制的领域,进一步放开民用机场、基础电信运营、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,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去除各类显性或隐性门槛,在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民生领域出台有效举措,切实解决民企与国企公平竞争问题,使公共领域的民间投资得到有力保障,免除民营企业的忧虑;另一方面,创新投资方式,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,统筹推进价格等改革。
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。针对当前民间投资下滑,国务院此前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。货币政策方面,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,注重创新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服务,进一步规范和清理贷款中间环节收费,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控制存贷款利差,降低企业融资成本,赋予贴近企业的基层金融机构合理信贷权,积极发展股权融资,有效缓解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,逐步降低实体经济杠杆率。财政政策方面,落实好“营改增”等减税清费政策,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
需要指出的是,企业投资行为取决于对未来投资回报率的判断,投资回报率的提升关键在于经济增长和宏观环境稳定。稳定的宏观环境有助于企业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,降低投资风险溢价。目前股市低位震荡,资本市场回报率下降,房地产销售形势也出现放缓迹象。随着PPI降幅持续收窄,工业品价格将企稳,销售收入持续回升,实体回报率将上升,有助于吸引民间资本“脱虚向实”,预计民间投资增速下半年将企稳回升。
民资去向深入分析
全球化时代,所有国家都要参与国际资本流动,但流入、流出的形式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其竞争力,影响着其国民福利。例如,美国政府低成本向国外融资,但其私营部门却通过FDI等形式从国外获取了丰厚的回报,所以,美国虽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,却并未损失过多福利。从经济发展规律看,随着一国资本实力日益雄厚,过剩资本直接对外投资而不是由官方持有外汇储备形式输出,有利于提高资本总体回报率,增加国民福利。ODI快速增长似乎体现了中国经济不断高级化,但细察之下不难发现,中国ODI增长并非全然是良性增长。
前几年有数据显示,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,但70%以上亏损。国企对外投资很多不在意利润,亏损面大不奇怪,但近两年民企海外投资回报也不甚乐观,如果亏损或低回报只是因为投资回报期因素倒也不太要紧,问题是目前情况并非都是回报期问题。民企大量选择购买资产方式出海,新办实业反而成为次要方式,购买资产类型五花八门,有些是总价甚高的房地产项目,并购中不乏高价竞购、回报低或回报不确定等情况。
民企ODI火爆根源在内部。经济下滑,预期回报大幅下降,加上国企挤压,投资意愿急剧降低并不奇怪。
数年前,政府曾出台了两个“非公36条”,当时经济形势不错,但未见明显效果;现在经济增速下滑,只有国企可以不顾效益继续增加投入,民企这样干无异于自寻死路,因此出海实属不得已。出海民资有些是为了从欧美购买技术,突破发展瓶颈,或进军东道国市场,但有一部分动机更像是金融避险。这个“险”既包括汇率风险,也包括其他风险。如此避险对单个企业来说可能是理性的,但整体看却未必。日本当年泡沫经济顶峰时,涌入欧美大肆收购企业的资金最终相当一部分打了水漂,相反,那些为降低成本和扩张市场而进入东南亚和中国的投资,最终都成为有价值的资产,提升了日本的经济地位。当前,民企ODI金融属性太强,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把“脱实向虚”由国内延伸到国外,这才是令人忧虑之处。
如何促进国内民间投资重回“上升通道”,如何让中国资本出海后不被大浪吞噬,而是持续地获得更高回报,提升中国资本的全球竞争力,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急迫的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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